<?xml version="1.0" encoding="utf-8" standalone="no"?>

第一章 嘉靖继统

不换父母

朱厚熜（读如聪）走到京郊，便不肯进城。

这位亲王是宪宗皇帝的孙子，武宗的堂弟。年号正德的武宗朱厚照驾崩之后，由于他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，母亲张太后便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商议，以武宗遗诏名义迎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继承皇位。当时兴献王已经去世，朱厚熜也只有十五岁。年龄不大不小，关系不亲不疏，正合适。

没想到，这个十五岁的比五十岁的还难对付。

按照杨廷和等人起草的程序，朱厚熜应该由东安门进入北京城，先住在文华殿。第二天文武百官三次上表，朱厚熜三次推辞，再择日即位。没想到小王爷却嗤之以鼻：我是来当皇帝的，不是来当皇子的，你们这是什么乱七八糟？

杨廷和等人目瞪口呆。

这孩子，敢情是不给糖吃就往地上躺的主啊！

何况遗诏也确实写的是：嗣皇帝位。

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临时政府只好让步。朱厚熜堂而皇之从大明门入城，当天中午即位，是为明世宗。由于他的年号是嘉靖，所以人们更习惯于称其为嘉靖皇帝。^[1]

这是个极端自私又精通权术的家伙，还确实具有当皇帝的天赋。明代皇帝中，他是最长袖善舞的，既能够保证大权在握，又不像朱元璋和明成祖那样辛苦。与杨廷和等阁臣的程序之争，只不过他初出茅庐的小试牛刀。

首战告捷，未成年的嘉靖便开始搞事情。

第一件事，是派人到安陆（今湖北省钟祥市）兴献王府迎接自己的亲生母亲进京，接下来便是讨论亲生父亲的称号和待遇。杨廷和等人的主张是：嘉靖成为皇帝的法理既然是兄终弟及，那就应该以武宗的父亲孝宗为父亲，自己的父母为叔父母，自称侄皇帝。至于兴献王的爵位和血统，则改由宪宗皇帝第六个儿子的儿子朱厚炫来继承。

换句话说，就是嘉靖皇帝不但要去做别人的儿子，还要让自己的父母去做别人的父母。对此，这位少年再次表示了不以为然：怎么？父母亲也可以这样换来换去吗？^[2]

杨廷和却认为可以，而且应该。

他还说，谁反对这个方案，谁就是奸臣。

东安门，北京皇城东门，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（1420），原在玉河以西，后东移至今南、北河沿大街东侧，与东华门大街交会处。1912年袁世凯发动北京兵变，其间东安门焚毁。 大明门，即中华门，北京皇城正南门，依南京故宫洪武门而建，明称大明门，清称大清门，民国时期改名为中华门。此门在明清两朝为国门象征，平日不得开启。

嘉靖只好请他喝茶。

据正史记载，十五岁的小皇帝虽然满腔怒火，初来乍到的他对前朝大臣还是采取了“从容赐茶慰谕”的方式，希望对方能够顺从自己。杨廷和则在茶叙时提出补偿方案：如果皇上将来多子多孙，可以让皇二子继承兴献王血统。^[3]

结果，陛下更不高兴了。

商量不成，就只好来硬的。嘉靖出示手诏：尊朕生父为兴献皇帝，生母为兴献皇后，祖母为康寿皇太后。杨廷和的办法则是将手敕封起来退回宫中，明确表示不敢奉诏。^[4]

君臣相持不下，事情成为僵局。

兴献王妃的座船却到了通州。

这个女人不寻常。嘉靖离开安陆向她辞行时，曾经痛哭流涕，泣不成声，她却镇定地说：我儿任重道远，到了北京不要轻易说话。因此嘉靖进京非常低调，所到之处一律谢绝诸王的招待和有司的贡奉，还严令下属不得扰民。^[5]

杨廷和等人却明显低估了这位王妃的能耐和能量，以及嘉靖母子捍卫亲情和血统的决心，仍然按照王妃的规格待遇为那位“圣上之母”草拟进宫的程序。皇帝理所当然地驳回了这些程序，同时下令锦衣卫准备母后仪仗。兴献王妃则在通州愤怒地表示，绝不可以把她的儿子让给别人。

然后，不肯走了。

嘉靖闻讯，在宫中号啕大哭。

十五岁的小皇帝甚至采取了一个断然措施。他来到后宫求见张太后，明确表示愿意避位奉母归藩。也就是说，为了尽孝宁可回安陆去，大明皇帝这个职位你们爱谁给谁。

结果是：群臣惶惧。^[6]

惶惧理所当然。事实上从汉代以来，孝治天下就是帝国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来源之一。如果由于内阁不肯让步，害得皇帝陛下不能尽孝，杨廷和他们将成为历史罪人。

妥协，成为唯一选择。

杨廷和等人先让一步，同意尊嘉靖生父生母为兴献帝和兴献后，祖母为皇太后，只不过要以尊奉张太后懿旨的名义发布。嘉靖也同意以孝宗为皇考，即去世的父皇；同意尊张太后为圣母，兴献帝和兴献后称本生父母。只不过，陛下的让步拖到了第二年，也就是嘉靖元年的元月。^[7]

消息传出，最高兴的人是新皇帝的亲祖母。

老太太姓邵，原本是宪宗的贵妃。儿子封兴献王，她不能够跟着去安陆，便在宫中朝思暮想。没想到年事已高而且双目失明以后，亲孙子回京当了皇帝。大喜过望的她，竟把孙儿揽在怀里从头到脚摸了一遍，一直摸到脚后跟。^[8]

兴献王妃也基本满意，下令启程。

十月初四，她从大明门中门进宫。^[9]

母子重逢是何情状，正史没有记载。

但可以肯定，他们并不满足，因为兴献夫妻现在还只是兴献帝后，前面没有“皇”字。所以那两人还要折腾，直到鸠占鹊巢的目标完全实现，朝廷里也不再有反对派。

当然，多年以后他们如愿以偿：兴献王不但终于被尊为皇帝，而且还有了“睿宗”的庙号。当然，也许是为了显示公平，朱棣的庙号也由太宗升格为成祖。^[10]

这是嘉靖十七年九月的事。

如此结果，也有种种原因。

首先，作为皇帝，嘉靖任性而又倔强。他最痛恨的就是臣下劝阻，劝阻者都没有好下场。而且越是有人劝阻，他越是坚持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跟这样的人讲道理，不但徒费口舌，甚至可能火上浇油，还不如先顺着他。等到时过境迁他自己想明白后悔了，再搭个梯子让他下台不迟。

后来严嵩能够成功，靠的就是这办法。

实际上人们也别无选择，因为嘉靖是明代皇帝，而明代皇权是不受制约的。所以，哪怕荒唐如武宗也能得逞。何况按照“百善孝为先”的逻辑，嘉靖的动机堪称纯正，以至于清人发表评论时也要说“天性至情，君亲大义”云云。^[11]

更重要的是，嘉靖并非无理取闹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他来北京是继统还是继嗣。继统就是继承大明的法统，继嗣则是继承孝宗的血缘，而继统并不一定要继嗣。西汉继承昭帝皇位的宣帝，就是昭帝哥哥的孙子，不也没换父母吗？

那么，嘉靖又为什么要换？

继统而非继嗣，一句话就让嘉靖站稳了脚跟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个说法不是十五岁孩子想得出的，帮助小皇帝走出困境的是一位小官。准确地说，是刚刚中了进士还没分配工作的替补队员。然而他对杨廷和等人的反击，却如火箭炮似的排山倒海。这位候补官员质问：你们主张皇上称圣母为婶婶，岂非要求母亲见了儿子行臣礼？兴献王只有今上一个儿子，难道让他断子绝孙？你们说这是为了国家牺牲小家，请问天下可有“无父无母”之国，可有儿子自绝父母之理？如果继统必先继嗣，又该继孝宗还是继武宗？

杨廷和他们说不出话来。^[12]

嘉靖却有绝处逢生之感。因此，他决心要让这位新科进士成为朝中重臣。这不仅是酬谢。更重要的是，有了这股力量的支持，陛下在那陌生的环境中将不再是孤家寡人。

那么，帮了嘉靖大忙的又是谁呢？

[1]以上见《明史》之《世宗本纪一》《杨廷和传》，（清）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（以下简称《纪事本末》）卷五十正德十六年四月条。

[2]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正德十六年四月戊申日条。

[3]见《明史·杨廷和传》。

[4]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正德十六年七月条，参看《明史·杨廷和传》。

[5]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正德十六年四月条。

[6]见《明史》之《献皇后传》《张璁传》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正德十六年九月条。

[7]见《明史·世宗本纪一》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正德十六年七月条，嘉靖元年正月条。

[8]见《明史·孝惠邵太后传》。

[9]据《明史·世宗本纪一》，尊兴献王和王妃为帝后是在正德十六年十月初一己卯朔。据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正德十六年十月条，兴献王妃进宫是在同一月壬午，乃由大明门中门入。

[10]见《明史·世宗本纪一》。

[11]见《明史·世宗本纪》赞语。

[12]以上见《明史·张璁传》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正德十六年七月条。据《纪事本末》，杨廷和对张璁批评的反应是“岂得谓会通之宜乎”，实际上是无话可说。

发现新人

嘉靖的头号帮手叫张璁（读如聪）。

张璁是个仕途不顺的。他很早就中了举人，但之后七次参加考试都名落孙山，中进士时已经四十七岁，而且名次还低得可怜。这种境遇很容易地就使人认为，他站在皇帝一边是怀才不遇又急于求成，因此投机取巧。更何况，这家伙还撰写了《大礼或问》一书，供嘉靖在辩论时使用。^[13]

于是，杨廷和便把他打发到南京去了。

南京是官员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之一。我们知道，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，因此朱棣迁都北京以后，便在南京保留了中央政府的设置，六部和都察院等等一应俱全。可惜这些职务虽然级别不低，却是闲差，很难有上升空间，简直就像驿外断桥边的梅花，寂寞开无主。

张璁担任的，就是南京刑部的主事。

这个主事其实无事可主，杨廷和也清楚这一点，便托人带话给张璁：本不该让你去南京，请你姑且屈就此职，但是不要再写什么礼学文章来为难我就好。言外之意是只要张璁安分守己，平平静静过上几年，就会有肥缺给他。

张璁只好气哼哼地走了。^[14]

然而杨廷和没有想到，他的釜底抽薪反倒成全了张璁和嘉靖，因为南京还有一个无事可主的刑部主事桂萼。这个人原本百无聊赖，便以研究礼学来打发时光，对杨廷和他们的说法很不以为然。张璁来到南京，两人既同僚又同道，很快就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结为反对内阁的统一战线。

碰巧的是，南京还有个无所事事的兵部侍郎席书，北京则有职务未定的方献夫，也都被桂萼拉进群里。那两人同样写了礼学论文，只是慑于舆论压力不敢发表。桂萼却是敢做敢为的，竟将那两篇文章连同自己的一并上奏。^[15]

由此可见，设置闲职是极其愚蠢的事情。无事可主就会无事生非，何况那些“闲杂人等”还是朝廷命官，并不能够等闲视之。他们闹出事来，只能怪制度有问题。

嘉靖却喜出望外。

事实上，自从有了张璁《大礼或问》这本参考书，他与群臣辩论就得心应手，所向披靡。现在，支持者从张璁一人发展为多人，便更显得自己是真理在握。于是，杨廷和退休离开内阁以后，他就下令让张璁和桂萼进京。

这是嘉靖三年，皇帝十八岁时的事。

消息传出，群情激愤。当时的内阁首辅蒋冕甚至当面对皇帝说：那两个家伙如果敢来，臣等一定打死他们。事实上这在朱明王朝是有先例的。英宗正统十四年八月，太监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，就在午门被朝廷官员一拥而上活活殴毙。接着，他们又打死了两个太监。蒋冕那样说，显然是有这“前朝故事”作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。^[16]

张璁和桂萼闻讯，吓得东躲西藏。

害怕是可以理解的。事实上这两人到京之后，北京城里就是一片喊打之声，弹劾的奏章更雪片般地飞到御前。有位监察官员甚至将这些罪状收集起来向刑部举报，刑部尚书则表示只要圣旨一下，就立即将张璁和桂萼乱棍打死。^[17]

圣旨很快就下来了，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：

张璁和桂萼任翰林学士。

方献夫任侍讲学士。

至于席书，则在此前已被任命为礼部尚书。^[18]

于是舆论哗然。因为从唐代以来，翰林学士就是清高之职务，只有像司马光和苏东坡那样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才可担任。任命张璁和桂萼这样的，岂非斯文扫地？

羞与为伍者，马上就有一大批。

更让那些人气愤的，是张璁和桂萼还要兴风作浪，上书朝廷要求再议兴献王夫妇名分，并得到皇帝支持。这就犯了众怒。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为首，数以百计的官员在左顺门集体请愿。当时，有哭着喊太祖高皇帝的，有哭着喊孝宗敬皇帝的，还有边哭边敲打宫门的，完全不成体统。

当然，他们呼天抢地时，是跪着。

跪着也是跟皇帝作对，更只能激怒嘉靖，结果受到处分的多达二百二十人。其中一百三十四人被捕，一百八十多人廷杖，活活打死的十七人，杨慎等人则被发配边疆。^[19]

这件事闹得惊天动地，却其实并无是非可言。嘉靖要求将没有当过皇帝的人尊为皇帝固然无理，杨廷和等人硬逼他更换父母同样无聊。最好的办法是含糊其辞，反正争来争去天下都是他们朱家的，一毛钱权益都没有的闹什么呢？

何况归根结底，也只能说世袭制度不合理。

然而杨慎等人的心中却充满正义感。他们认为，自己是在跟逢君之恶的奸臣做斗争。可惜，这种动辄就对不同政见进行道德批判，以君子和小人画线的做法，恰恰是中国传统政治和史学中最无聊的部分，也不符合事实。比如席书就是清官和好官。他在南京兵部右侍郎任上奉命救灾，由于认真负责亲力亲为，救活的灾民不计其数，怎么是小人呢？^[20]

本图展现的是清代杖刑的情景，引自George Henry Mason编著《中国酷刑》（The Punishments of China），1804年英国伦敦出版，据此可以想象明代廷杖的场景。

反对派却攻击说：席书“督赈乖方，煮粥误民”。^[21]

嘉靖无奈，只好派出由司礼监、锦衣卫和户刑两部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组实地考察。考察是席书请求的，很显然他并不怕查。而且，当杨慎等人惹怒皇帝时，他还上书为这些政敌求情。那么请问，哪个是小人，哪个是君子？^[22]

实际上，如果说谁有问题，那就是嘉靖。因为按照明代惯例，礼部的正副长官都必须从翰林院中挑选，任命席书则是坏了规矩。可惜嘉靖不吃那一套。或者说，他的规矩就是他的意志。所以，他还要让张璁和桂萼入阁。

这件事就更大了。

我们知道，洪武十三年正月，明太祖朱元璋永久性废除中书省以后，大明帝国就不再有相当于国务院的宰相府或者政事堂，只有内阁。内阁其实是皇帝的秘书处，内阁大学士也只是皇帝的政治秘书，级别正五品，其地位和待遇往往要靠所兼其他官职，比如六部尚书或侍郎等等来体现。^[23]

但是到了嘉靖时期，内阁大学士已经变得越来越像汉唐的宰相，入阁也越来越像拜相了。因此谁能够入阁，便非同小可，必须像吏部尚书一样，或由廷推，或奉特旨。^[24]

廷推就是帝国高级官员联席会议的集体推荐，这是入阁最正规也最体面的方式。程序则一般是：先由有关部门或者主持人提出候选名单，其他人附议或者争议，最后形成推荐结果，联署于册上奏。结果一般也有两种。一种是联席会议主张的，叫正推。另一种则是备选的，叫陪推。皇帝可以从中选择，坚持不同意见的还可以单独上书提出人选。

这就有些“民主集中制”的意味，也兼顾了皇帝与朝臣两个方面，因此如果双方意见一致，便是最佳选择。实际上这种一致皇帝也未尝不能操作，上策是暗示或者授意主持人提名某某，中策是选择陪推不选正推，下策是拒不同意廷推结果并要求再议，直到选出自己满意的人为止。

只不过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就不和谐了。

当然，皇帝也可以不由廷推而直接任命，叫特简。这在明代初期是正常现象，因为太祖和成祖非同寻常。嘉靖皇帝没有祖宗的崇高威望，也用这种手段便不得人心，尽管由于此人刚愎自用，特简入阁的在他那朝人数最多。^[25]

然而即便如此，嘉靖也不敢马上就让张璁入阁。这固然因为张璁人缘太差，也因为他资历太浅。如果特简，那诏书肯定会被内阁封起来退回，可就很没面子了。

好在嘉靖年轻，有的是时间耐心等待。

更何况，他也没有等太久。

[13]见《明史·张璁传》。

[14]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正德十六年十二月条。

[15]以上见《明史》之《桂萼传》《方献夫传》《席书传》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嘉靖二年十一月条。

[16]打死马顺事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三十三正统十四年八月条。

[17]见《明史·张璁传》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嘉靖三年六月条。

[18]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嘉靖三年六月条、三月条。

[19]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嘉靖三年六月条、七月条。

[20]见《明史·席书传》。

[21]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嘉靖三年三月条。

[22]见《明史·席书传》。

[23]见《明史·职官志一》，并请参看“易中天中华史”第21卷《朱明王朝》。

[24]见《明史·选举志三》。

[25]以上所述请参看吴宗国主编《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》所载何朝晖文《分化与重组——明》。

张璁入阁

嘉靖六年二月，费宏退休。

费宏是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科举考试的状元，武宗正德六年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，嘉靖三年由于杨廷和、蒋冕和毛纪相继退休而成为首辅。^[26]

首辅是明代特有的概念。

前面说过，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，取而代之的便是内阁制。内阁大学士虽然只是秘书，却因为有草拟圣旨或者御批之权而越来越像宰相。因此从宣宗朝开始，内阁便形成了排序的规矩。排名第一的叫首辅或者首揆，地位既高权力也大。他起草的文件，排第二的次辅也不敢反驳。如果主持廷推，推谁不推谁，说话的分量更是比其他人重得多。^[27]

杨廷和能够让朱厚熜做皇帝，就因为他是首辅。

费宏当首辅，则对张璁和桂萼很不利。

实际上在嘉靖即位后的头三年，费宏跟杨廷和、蒋冕和毛纪的立场是相同的，只不过态度比较温和，也不坚持对抗到底。所以嘉靖对这位前朝老臣相当客气，甚至还在费宏的署名前亲笔加上“内阁掌参机务辅导首臣”字样。如此肯定其首辅身份和地位，在明代可是史无前例的。

张璁和桂萼则很清楚，费宏虽然不会像蒋冕那样，公开宣布要将自己活活打死，骨子里却同样充满蔑视。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攻击费宏。皇帝则态度暧昧，一方面对费宏再三慰问，另一方面对那两人的攻击听之任之，逼得费宏申请告老还乡，直到嘉靖十四年张璁下台才重返北京。^[28]

接替费宏的，是杨一清。

杨一清是老政治家，武宗时势焰熏天的太监刘瑾就是被他扳倒的，可惜他在内阁工作了一年多就被迫退休。很多人对此愤愤不平，纷纷要求杨一清回到朝廷。因此他在嘉靖五年再次入阁时，竟有朝野上下众望所归的感觉。

嘉靖很高兴。因为他还是兴献王世子时，就听父王多次说起杨一清，还称其为“楚中三杰”之一。张璁和桂萼同样兴奋，因为他们与杨廷和等人辩论时，杨一清是站在他们那边的，甚至声称张璁的礼学论文无懈可击，就连孔夫子再世也无法更改，还催促席书尽早到任以定大局。^[29]

如此力挺，堪称雪中送炭。

投桃就该报李，张璁等人坚决支持杨一清入阁。实际上他们当时已经占据了帝国的要害部门，张璁署都察院，桂萼署刑部，方献夫署大理寺。都察院是最高监察机关，大理寺是最高法院，刑部则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，三个部门合起来叫作“三法司”，所谓“三堂会审”就由他们主持。^[30]

看来，嘉靖虽然年轻，却很会布局。

于是，费宏退休八个月后，张璁便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。这时，距离他考中进士才六年多，升迁之快令人咂舌，简直就是青云直上，无人可及。^[31]

这么说，张璁和嘉靖都该满意了吧？

嘉靖是满意的。因为杨一清是老臣，张璁是新进。新进生机勃勃，旧人老成持重。新老结合，朝廷就既不至于暮气沉沉，又不至于轻浮躁动，还能服众。

可惜他没想到，张璁不满意。

不满意是因为不自在。我们知道，按照朱元璋当年设计的政治制度，皇帝是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，直接领导着九个各自独立的中央政府部门，这就是六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和通政司。九个部门的长官号称九卿，全部直属于皇帝，只对皇帝本人负责，当然也可以直接向皇帝请示汇报。^[32]

内阁大学士却不一样。

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，黑龙江省博物馆藏。

作为废除宰相制度之后的替补方案，内阁原本不在太祖的计划之中。但是某个机构一旦形成，便会有自己的逻辑和意志，而内阁的规矩是集体向皇帝负责。所有事情，都必须由首辅牵头与皇帝对接，其他阁臣不得越位。因此张璁入阁以后，跟嘉靖反倒隔了一层，轻易见不着了。

两个人便觉得都不方便。

不过张璁自有办法。他告诉嘉靖，当年仁宗皇帝曾经赐给阁臣杨士奇一枚银章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密奏的就盖上银章直送圣上。嘉靖欣然同意照办，也赐给张璁两枚。章文则很不一般：忠良贞一，绳愆弼违。绳和弼都是纠正，愆（读如迁）和违都是过失，嘉靖给张璁的面子确实不小。

可惜这又坏了规矩，也留下隐患。因为杨士奇原本是内阁首辅，赐他银章并不会影响正常工作和阁臣关系。张璁得到银章却等于得到特权，可以绕过首辅秘密上奏，岂非首辅之外另有首辅，内阁之外另有内阁？因此尽管后来嘉靖又补赐杨一清银章两枚，之前的恶劣影响却再也无法挽回。

张璁则还是不满意，一门心思要把杨一清赶走。

这就是贪得无厌了。实际上杨一清虽然是首辅，对张璁和后来入阁的桂萼都相当地客气，处处小心维护关系，能忍则忍，能让就让。这固然因为那两人是天子宠臣，也因为自己能够重返内阁有他俩的功劳，应该感恩和酬谢。^[33]

对于被朝野视为郭子仪的杨一清，这并不容易。

张璁却毫不领情。他耿耿于怀的，是自己将杨一清送进内阁，杨一清当了首辅却不提携自己，反而推荐了名叫谢迁的人。幸亏嘉靖没听他的，张璁这才得以入阁。因此，张璁也不认为杨一清的容忍是感恩，而理解为惧怕。

更何况，作为政治家的杨一清也不是什么都让。

第一，执政理念是不能让的。张璁入阁以后，十分嚣张和跋扈，喜欢无事生非，对人也挑剔苛刻，只恨不能折腾到国无宁日。这就跟杨一清“安静宽平”的主张相悖，两个人实在是道不同难相为谋，基本上无法讨论问题。^[34]

第二，工作程序也不能让。宣宗朝以来，内阁的工作就是首辅主持，出头露面也是首辅。最重要的“票拟”也就是草拟圣旨或者御批，更必须唯其马首是瞻，其他阁臣都只能按照首辅的吩咐去起草，写好的稿子首辅也可以批改。我们不知道杨一清是不是也这样，但向皇帝请示汇报要由首辅领衔，则恐怕是他老先生想让也让不了的。

如果让，那就会坏了规矩。

结果张璁浑身不自在。在多次不能如意之后，这个气成了蛤蟆的家伙终于在内阁暴跳如雷，破口大骂。事情的起因则竟然只是张璁要打击报复某人，而杨一清处分较轻。

这就忍无可忍，杨一清只好辞职。

皇帝立即挽留，还痛斥张璁说：

自伐其能，恃宠不让，良可叹息！

张璁得此批语，灰头土脸多时。

接着，他又被罢免职务，撵出京城。^[35]

然而这并不是斗争最后的结果，嘉靖痛斥张璁也只是给他一点颜色看看。这时的皇帝虽然只有二十三岁，却把权术玩得炉火纯青。他很清楚对于张璁这样的家伙必须恩威并用软硬兼施，何况此时狡兔尚未死尽，还不能烹那走狗。

因此，张璁刚刚走到天津就被召回，杨一清则遭到更为猛烈的攻击。卷土重来的张璁假惺惺为他求情，甚至特地提到当年的礼仪之争。结果是杨一清被批准退休，张璁替代他成为首辅。第二年，张璁又查出所谓腐败案，杨一清被削去官职贬为平民。备受打击的老政治家发病而死，留下的临终遗言是：我真是老糊涂了，竟然被这小子所卖！^[36]

得逞的张璁则更加猖狂，直到遇见强劲的对手。

[26]见《明史》之《宰辅年表一、二》，《费宏传》。实际上费宏在正德九年五月曾经退休，十六年十月重新入阁。

[27]请参看《明会要·职官一》。

[28]见《明史·费宏传》。

[29]以上见《明史·杨一清传》。

[30]见《明史·张璁传》。

[31]见《明史》之《世宗本纪一》，《宰辅年表二》，《张璁传》。

[32]请参看吴宗国主编《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》所载何朝晖文《分化与重组——明》，“易中天中华史”第21卷《朱明王朝》。

[33]以上见《明史·张璁传》。

[34]以上见《明史·杨一清传》。

[35]以上见《明史·张璁传》。

[36]以上见《明史》之《张璁传》《杨一清传》及《世宗本纪一》。

夏言出击

攻击张璁的后起之秀是夏言。

夏言也是因为讨论礼学问题被嘉靖看中的。自从与朝廷大臣辩论屡屡得手，年轻的皇帝对礼仪问题兴趣盎然，甚至俨然以礼学家自居，而且很想进行改革。这不难理解。中华帝国毕竟号称礼义之邦，改革礼仪当然可以青史留名。

想着想着，夏言的奏折就来了。

当时夏言的职务是吏科都给事中，级别正七品。这个职务地位低得可怜，却由于是所谓“言官”可以见风是雨，直接写信给圣上，还能畅所欲言。他的建议，是每年春天意味着以身作则男耕女织的象征性礼仪活动——皇帝的亲耕和皇后的亲蚕，应该分别在南郊和北郊进行。

嘉靖看了大喜过望，立即交给群臣讨论。^[37]

这一场景节选自该图的下卷，据此可以了解明清两代帝王祭祀先农坛的情景。原图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。

没想到，张璁等人却一齐摇头。

摇头并不奇怪。实际上此前嘉靖已经有过想法，要把天和地分开祭祀。只不过，陛下对此也没有把握，便悄悄地向张璁他们征求意见。张璁等人靠着讨论礼仪平步青云，已经高官厚禄，甚至位极人臣，成了既得利益者，哪里还有什么改革的动力？自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更重要的是，张璁他们很清楚，由于议礼，自己已经把朝廷大臣差不多得罪完了，岂能再生是非？又何况大明帝国承平日久，官场的风气早已是因循守旧得过且过，贸然改制只会引起反感和反弹，这种有害无利的事为什么要做？^[38]

于是，张璁便跟嘉靖打哈哈，说了一大堆云遮雾绕不得要领的空话。长篇大论是为了表示态度认真，含糊其辞则是暗示不以为然。嘉靖无奈，只好占卜，结果不吉。于是就连皇帝也心灰意冷，改制之事眼看就不了了之。^[39]

夏言的奏折却让此案死灰复燃。嘉靖认为，这件事他只跟张璁等人私下里讨论过，夏言并不得与闻。但是皇帝南郊亲耕，皇后北郊亲蚕，跟天地分祭的想法不谋而合，这岂非天意？天意不可违，应该雷厉风行地做起来。

张璁却很紧张。因为夏言虽然官职低，中进士却比张璁早了四年，算是前辈学长，能言善道也名闻遐迩。如果此人此番得逞，自己独占鳌头的日子说不定就过完了。

其他议礼诸臣的想法也一样。他们是一个小集团，根本不容别人插足，更不容分庭抗礼，于是七嘴八舌对夏言群起而攻之。其中一个名叫霍韬的最为起劲，竟然说天地分祭是逆贼王莽的主张。这帮家伙义正词严慷慨激昂，只顾自己说得痛快，却忘了真正的始作俑者是皇帝陛下本人。

嘉靖勃然大怒。

于是霍韬下狱，夏言赐四品官服和俸禄。吓得魂飞魄散的礼部立即发文征求意见，票决的结果则是：

赞成（包括有条件赞成）分祭的192人。

主张合祭但不反对分祭的206人。

不置可否的198人。

结论是：天地日月在南北东西分开祭祀。

从此北京有了天坛、地坛、日坛、月坛。^[40]

夏言中了头彩，张璁落了下风。两个人理所当然地成为死对头，张璁则每每被打得狼狈不堪。因为夏言这个人文笔和口才都非常之好，又长得仪表堂堂颜值甚高，还字正腔圆声如洪钟，每次给皇帝讲书无不大得欢心。喜新厌旧原本是嘉靖的特点，何况这位新人还如此出众。

张璁无可奈何。

朝中大臣却纷纷站在夏言一边。这当然是因为他们恨透了张璁。由于跟张璁作斗争，他们或者他们的亲朋好友同僚故吏灾难深重。有的丢了官职，有的受了廷杖，有的被发配边疆，有的还死于非命，可谓个个苦大仇深。只不过，张璁有当今圣上做后台老板，他们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。

没想到啊没想到，夏言横空出世，毫无惧色地单枪匹马挑战张璁，还屡屡得手，这就无异于帮他们出了恶气，岂能不一片叫好？甚至还有人趁机提出，希望能够赦免由于议礼而得罪皇帝的官员。嘉靖愤怒，要夏言论罪，夏言却替这些人求情，结果被皇帝痛斥。毫无疑问，朝野又好评如潮。^[41]

夏言，俨然成为当时的意见领袖。

这样到了嘉靖十年二月，江河日下的张璁为了能够保住已有地位，提出“璁”和“熜”虽不同字却同音，犯了九五至尊的讳，恳请嘉靖为他改名。于是皇帝赐他名孚敬，表字茂恭，从天而降的阳光雨露这才重新洒在他身上。^[42]

夏言则继续高歌猛进一路攀升，终于在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入阁。这倒是与张璁没有关系，完全是因为皇帝陛下的礼仪折腾。

前面说过，嘉靖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，对自己老爹地位的尊崇也没有止境，所以尊为皇帝之后还要进太庙，进太庙以后还要进世室。世室就是永垂不朽的纪念堂，去世帝王的神主也就是牌位，周代只有文王和武王，明代则只有太祖和太宗才能进去。兴献王连皇帝都没当过，怎么可以？

因此这事就连张璁、桂萼和席书都反对，张璁甚至上书做出“昧死劝皇上勿为”的表示，嘉靖却要一意孤行。无可奈何，张璁和桂萼只好跟席书商量，在太庙之外为兴献皇帝另立一庙，自成体系。陛下同意，命名为世庙。^[43]

这是嘉靖四年的事，那时还没有夏言说话的份。

但是十一年后，万岁爷忽然改主意了。他吩咐礼部尚书席书说：皇考的庙名称为世，朕总觉得于心不安。太宗之庙才能叫世嘛！献皇帝岂敢比肩太宗？再说“世”字将来没准还可以用于某位天子的庙号，用于皇考则徒有虚名，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你们还是再议议，要不就叫献皇帝庙。

那么请问，“世”字，他要留给谁用啊？

当然是他自己。

夏言一眼看穿嘉靖心思，立即附议说：前有文皇，既称太宗，义当尊让；后有圣帝，必为世宗，理宜虚俟。^[44]

圣帝？嘉靖笑得嘴都合不拢。

而且他死了以后，庙号还真是世宗。

不过这位“孝心皇帝”的虚伪也昭然若揭。想当年他为老爹争名分时是多么振振有词，等到自己想用“世”字时就公然夺父之号据为己有，请问这是什么狗屁孝子？

同样昭然若揭的，是明代政治之无聊。从杨廷和到张璁再到夏言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你死我活的事情，与国计民生可有一丝一毫的关系？张璁和夏言，不也都是靠着揣摩圣意甚至逢君之恶青云直上吗？有什么区别呢？

君子小人之争？笑话！

事实是：皇帝德不配位，朝中便难免马屁精，而马屁精是不会真正受到尊重的。张璁也多次被免，多次复职，反反复复没完没了，就像抹布用完就扔，扔了又用。张璁只好向皇帝请病假，得到的答复却是：你没病，你是怀疑朕！

心力交瘁的张璁最后终于真的病了，并在嘉靖十四年的四月退休。皇帝也曾经下诏召他回来，他却病得不轻，就连路都走不了，三年多以后撒手人寰。平心而论，张璁并不是所谓奸佞小人。比方说，他对因改称“皇伯母”而沦为弱势的张太后便极力维护，甚至不惜得罪嘉靖皇帝。^[45]

张璁退休后一年九个月，夏言入阁。

又过了两年，夏言成为首辅。^[46]

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。

张璁就是这样。

好在他得到了善终，夏言却死于非命。

[37]见《明史·夏言传》。

[38]以上请参看温功义《三案始末》。

[39]见《明史·礼志二》。

[40]以上见《明史·礼志二》，参看《张璁传》。

[41]以上见《明史·夏言传》。

[42]见《明史·张璁传》。

[43]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嘉靖四年四月条。

[44]以上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嘉靖十五年十月条。

[45]以上见《明史·张璁传》。

[46]以上见《明史》之《世宗本纪一》《夏言传》。

道士设坛

夏言倒霉，根本原因在嘉靖。

嘉靖跟他的堂兄兼前任武宗一样，也是十五岁的时候当皇帝的。这种民间叫作“半大小子”现在称为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男孩子，如果居然安安静静不闹出点是非来，似乎有点天理不容。只不过，后者喜欢舞枪弄棒和床上运动，前者则更热衷于做神仙梦并且梦游，尽管他们都离不开女人。

所以，武宗有豹房，而嘉靖有神坛。

神仙梦是一个名叫崔文的太监忽悠起来的，时间在嘉靖二年四月。当时皇帝十七岁，正是富于幻想之时。崔文大约演出了些装神弄鬼的玄幻剧，立即就让嘉靖欲罢不能。其实这类魔术古已有之。想当年，外来和尚佛图澄就靠它征服了后赵皇帝石勒。那么，和尚玩得，道士玩不得？^[47]

何况道教远比佛教有用，尤其是对嘉靖个人。因为道教讲法也讲术，包括养生术和房中术，而长生不老和性欲旺盛都是陛下想要的。由于正史讳莫如深，我们没有证据来判断嘉靖的性能力之有无和强弱。但他十六岁大婚，到二十七岁才有儿子，其中恐怕未必就没有什么难言之隐。^[48]

而且不幸的是，他的第一个儿子还只活了两个月。

但是陛下显然将他的能够生育归功于道教，以及道士们的虔诚和努力。嘉靖十五年十二月，他甚至授予一位道长以礼部尚书的头衔，还有一品大员的服饰和俸禄。因为皇帝在神坛祈祷时有祥云环绕，三天之后新皇子便呱呱落地。^[49]

大明后继有人，普天同庆啊！

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陛下多子多孙不但是皇家而且更是帝国之福。事实上正因为武宗皇帝没有儿子，才有了嘉靖这害人不浅的，因此他的设坛斋醮（读如叫）也就具备正当理由。醮是一种祷神的祭礼，后来多为道教专用。尊崇道教的宋徽宗就曾经在宫中设醮，嘉靖不过步其后尘罢了。

臣僚们除了增砖添瓦，其实别无选择。

当然，在太监崔文妖言惑众的嘉靖初年，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对此是极力反对的，新皇帝也缩了回去。但是到嘉靖七年六月，再无忌惮的独裁者秋后算账，竟将已退休的杨廷和削职为民，罪名是：定策国老自居，门生天子视朕。^[50]

这句话非常严重。我们知道，由于科举考试中设有殿试环节，被录取的人也就成为天子的门生。反过来，视天子为门生，可就是把自己看作录取皇帝的主考官了。晚唐时拥立了唐昭宗的宦官杨复恭，便曾经在被冷落后这样说：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，既得尊位，乃废定策国老！^[51]

因此，嘉靖引用这个典故为杨廷和定罪，就是把他看作了宦官杨复恭。杨复恭后来可是不得好死的，杨廷和只不过削职为民，按照嘉靖的逻辑还真要算宽大处理。

哼哼，谁让他反对朕尊奉父王，尊崇道教！

好在嘉靖并不糊涂。很多年后，他向内阁大学士李时问起国库存粮，李时回答非常充盈，还说这是陛下淘汰冗员的结果。嘉靖却马上说：这是杨廷和的功劳，功不可没！^[52]

但，尊崇道教则不会变。

事实上在皇帝十八岁的嘉靖三年，一位鹤发童颜的道长就到了宫中。他的名字叫邵元节，江西贵溪人，本是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。进宫以后，这位道长似乎很让皇帝见证了些奇迹，于是被封为道教领袖，身上挂着各种印章。而且理所当然地，又受命为祈祷陛下多子多孙而建设醮坛。

结果，三年之后皇子们竟是接二连三地生了出来。于是如前所述，道长有了礼部尚书和一品大员的头衔服禄，有了由国家财政拨款修建的道观，以及各种荣誉和实惠。^[53]

与此同时，夏言入阁。^[54]

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里面的关联和微妙之处，因为在嘉靖十四年十月费宏去世后，内阁就只剩下嘉靖十年入阁的李时一人，填补空白很有必要。但是，新的任命与邵元节加礼部尚书衔几乎同时却并非没有来由，因为受命担任“祈嗣醮坛”监礼使的，正是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。^[55]

看来，他的工作得到了肯定。

实际上夏言对于嘉靖的宗教事业贡献不小，尤其是非常会写青词。青词就是道教设坛祭祷供斋醮神时，向皇天上帝表示诚意的祝文奏章，通常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，然后再在醮坛上焚烧，化为一缕青烟，因此从唐代起就叫青词。

青词多半是四六骈文，也可以是诗词歌赋，但无不要求典雅华丽，悦耳动听，这样才能让神注意和满意。夏言原本文笔极好，又善于揣摩圣意，因此长袖善舞得心应手。正史的说法是：言（夏言）撰青词及他文，最当帝意。^[56]

这就堪称“人才难得”了，应该入阁。

入阁并不奇怪。事实上尽管在民间，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，然而按照制度设计却只是皇帝的秘书，起草文件也正是他们的本职工作。嘉靖的荒唐在于他居然把斋醮祷祝看作国家大事，撰写青词作为选择阁臣的标准，许多人仅仅因此而入阁，以至于当时就有“青词宰相”的讥讽。^[57]

公平地说，或者按照现代观念，嘉靖当然有宗教信仰的自由，青词也并非一无是处，比如清代龚自珍的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就是他路过镇江时，替道士撰写的青词。问题在于，嘉靖尊崇道教并非由于信仰，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因此他让阁臣撰写青词，便是不折不扣的以权谋私。某些“青词宰相”也恬不知耻，比如大学士袁炜为嘉靖的宠物猫祝祷，竟写出了“化狮作龙”之句。^[58]

好在，夏言还不至于如此下作。

没有证据可以表明，入阁前后夏言撰写的青词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有什么变化，但他并未被归为袁炜之流，却多少能够说明问题。也许，夏言就像写过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的李白，并不愿意把自己定位为御用文人，当然更不愿意定位为穿着官服的道士，反倒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

可惜嘉靖不是唐玄宗，明代也不是唐代。唐代的君臣是主辅关系，明代却是主仆，皇帝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，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，臣僚们岂能自我定位？

结果，夏言成为首辅才四个月，就挨了当头一棒。

事情说来也简单。之前，皇帝为了表示宠信，也像对待张璁那样，赐给夏言刻有“学博才优”字样的银章，夏言入阁后却不太使用。也许在他看来，作为阁臣可以光明正大地直抒己见，犯不着鬼鬼祟祟地密奏吧！

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。明代皇帝常用诏和敕两种公文，重大而需百姓周知之事用诏，较为私密之事常用敕，其中敕命实物保存最多，一般以“奉天承运皇帝敕曰”起首（据陈时龙《明代的敕和敕谕》）。

当然，也可能是他真把自己当成了古代的名相。

这就让嘉靖非常不爽。毕竟，历史上从来只见过滥用职权的，没见过拒绝特权的，何况那特权还是皇帝所赐。如此给脸不要脸必须严惩，嘉靖也突然发难说：夏言以蕞尔小吏而位极人臣，不知感恩反倒得意忘形怠慢不恭，视朕所赐为无物，着即将银章连同朕历年所降手敕一并上缴。

意思是：你既然看不上银章，那就还给朕！

夏言吓得魂飞魄散，再三恳求留下银章和手敕以为子孙万代的荣耀。嘉靖又怀疑这些东西已被毁坏，下令礼部日夜追索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矛盾和猜忌就已经很深。所以尽管此事以君臣二人的和解告终，嘉靖也归还了夏言交出的银章和手敕，但是他们的蜜月期却毋庸置疑地结束了。^[59]

这是嘉靖十八年的事。皇帝刚刚册封了皇太子，又南下湖北拜谒了父亲的陵寝，心情总体上不错。夏言也继续留在首辅的位置上，只有目光敏锐的人才能看见暗流涌动。

一条毒蛇开始悄悄动作，因为他很想要夏言的命。

这个家伙就是严嵩。

[47]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二嘉靖二年四月条，又请参看“易中天中华史”第12卷《南朝，北朝》。

[48]嘉靖生子见《明史·世宗本纪一》嘉靖十二年八月条。据《明史·诸王列传五》，此为嘉靖第一子，生二月而亡。

[49]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二嘉靖十五年十二月条。据《明史·诸王列传五》，此为嘉靖第二子，名朱载壑，十八年立为太子，二十八年三月卒。

[50]见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嘉靖七年六月条。

[51]见《旧唐书·杨复恭传》。

[52]见《明史·杨廷和传》。

[53]见《明史·邵元节传》。

[54]据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二，邵元节加礼部尚书衔在嘉靖十五年十二月。据《明史》之《世宗本纪一》和《夏言传》，夏言入阁在该年闰十二月，可以说几乎同时。

[55]见《明史·宰辅年表二》，《纪事本末》卷五十二嘉靖十年十一月条。

[56]见《明史·夏言传》。

[57]嘉靖时期的“青词宰相”有李春芳、严讷、郭朴和袁炜四人，见《明史·袁炜传》。又《明史·顾鼎臣传》称“词臣以青词结主知”自顾鼎臣始。

[58]见《明史·袁炜传》。龚自珍诗是青词，见任继愈主编《宗教词典》。

[59]以上见《明史·夏言传》。